西方经济学的诞生及其“野蛮生长”具有历史偶然性。长期以来，围绕西方经济学说的有效性和解释力困境问题，诸多学术流派纷争不断。实践表明，面对突如其来的大规模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常常束手无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将世界推向经济学理念集体大反思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成长的解释力困境也日益显现。新形势下，经济理论需有效回应发展常识，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阐述需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改革实践，从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角度，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际的理论体系。
西方主流经济学长期背离中国发展实际
用西方经济学阐述和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仅是近二三十年来的事。自西方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其长期脱离中国，未能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诸多系统变量有效纳入考量。因缺乏对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和现实的观照，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可信的解释力。
一是西方世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存在长期偏见。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从一开始就本能地排斥政府行为。受到冷战等因素的影响，西方对于社会主义更加敌视。这一意识形态偏见很大程度上影响西方世界及西方经济学说本身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认知，难以从建设性视角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经济建设所体现的阶段性、延续性和系统性的可持续发展意义，以及从制度竞争力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问题，更难以客观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产业政策中的政府角色问题。
二是西方经济学对关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认知缺位。西方主流经济学常以中小规模经济体为分析样本，分析开放与分工效率等核心命题，很难从历史发展角度分析超大规模市场、区域竞争机制、文化和人口因素对于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由于忽略中国发展的几大关键核心命题，西方经济学常会出现“盲人摸象”的解释力困境。以超大规模市场为例，中国统一大市场形成过程中不仅有助于形成规模经济效应，还将推动分工专业化和范围经济的形成，其对于价格竞争力的形成和技术迭代速度的影响显然超越了传统分工效率学说的解释能力。另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例，中华文化强调大一统和社会稳定的理念能够保障历次“五年规划”和中长期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
三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难以实现中国化和本土化的持续改良。历史实践表明，任何一种西方文化或理论进入中国，都将经历长时段的本土化改良才会有生命力。以马克思主义为例，进入中国迄今已百余年，仍处于不断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学术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应用具有拿来主义特征，尽管曾尝试立足中国发展现实进行相应理论修正，但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学既有分析框架、意识形态偏见和方法论科学性等现实局限，有限的改进难以触及中国经济发展本源性问题。尤其是，西方经济学追求科学主义方法论极致化的同时，过度简化的线性研究范式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明显滞后，方法论局限性也更加突出，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发展实际。
践行重大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使命
发展阶段转型召唤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需以崭新的经济学理论为支撑，重构社会经济发展共识。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以践行重大发展和改革的理论使命为担当，助力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源与流”角度解决“中国自主”问题。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事，且很长一段时期作为批评资本主义的反面教材引进，用以区别于中国不断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自主”意味着理论的实践前提、运行逻辑需有效摆脱西方框架的束缚。理论构建需注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系列问题出发寻求理论之源，充分考虑中国国情、政治制度和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因素，扎根中国大地，实现学理化知识体系与实践性知识体系的有机融合。
着力解决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力问题。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和发展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外循环模式参与国际分工，通过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了后发经济体发展追赶过程，用对标国际来“倒逼”改革，实现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来自外部市场，大多情形下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投资、贸易和增长理论，西方经济理论对中国发展的影响也最为明显。然而，随着中国实现从“追跑者”向“并跑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转变，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从外源性逐步转为内生性。经济基础改变将推动重塑上层理论体系，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顺应这一重大形势变革需求。
有效回应经济发展与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改革命题。传统高速增长有效解决了国民财富总量增长和总供给问题。然而，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需要考虑如何在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更好地兼顾和实现共同富裕、生态文明和协调发展等重大改革命题。从超大规模市场与世界体系互动视角，推动实现两个市场均衡和可持续发展。
以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实践为依托
区别于自然科学，经济学属于哲学和社会科学范畴，深受历史、制度和国情等诸多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学需从国情和面临的发展问题出发，以中国式现代化丰富实践为依托，注重中西体用平衡，赓续中华文脉、厚植学术根基，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实践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经济学的发展需要根植于相应的土壤。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经济学发展需要从国情和政策实践有效性出发，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更好地凝练体现中国式现代化成功实践的重大理论，打破西方经济学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国有企业和产业政策等议题固有的意识形态偏见，实现对中国国情、历史文化的有效融合，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学者的集体理论自觉和使命感。
把握“两个结合”，推动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问题具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深化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独具中国特色的体制机制创新需要用中国思想和智慧进行阐述和破局。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除了需要考虑国情外，还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实现“根脉”和“魂脉”的有效融合。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对西方理论的修修补补，而是要立足中国改革和发展实践，做好对西方经济学既有成熟理论的辩证取舍，不断提升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自信、话语权和发展引领性。
从经济学术语革命出发循序渐进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中提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座理论大厦，相关术语革命构成了这一理论大厦的基础单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涵括了一系列重要术语和概念创新，比如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需要从术语革命出发，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以术语革命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不断打破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理论根基。
（作者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