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德宇】
特朗普是美国政治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但当前美国政治的种种问题，远早于特朗普本人在政坛的登场。正如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早在几十年前就埋下了种子一样，美国政治也不是从特朗普上台才开始折腾的。
想要了解美国政治如何演化到今天，有一个人还是值得提一下的，那就是曾经的共和党领袖，前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
如果你今天去搜有关金里奇的评论，很多美国主流媒体和学者会把他视为毒害美国政治至今的罪魁祸首——比如华盛顿邮报的这篇文章，标题是《金里奇带我们走上了毁灭的道路，现在他要回来完成这项任务》：
正如我们不能把美国的问题都归咎于特朗普一人身上一样，金里奇也背不起毁灭美国政治这么大一口锅。但是反过来讲，金里奇也确实是美国政治的缩影，我们去了解他，就可以知道美国政治几十年来的极化和毒化。
金里奇这个人吧，某种意义上讲曾经是我的同行，在步入政坛之前他是West Georgia College的历史老师。金里奇的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1945到1960年间比利时在刚果的教育政策，我的博士毕业论文写的是比利时当代极右翼政党和二战前法西斯政党的关联——都是没人关心的问题。
金里奇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安心做历史学者，他从小就想做政客，很早就参与当地政治活动，所以即便入职了大学，主要精力也都用在竞选议员。
在1974年和1976年，金里奇代表共和党两度竞选佐治亚第六选区的众议员，受累于水门事件之后共和党在全国普遍低迷的选情，他两次都惜败给了民主党的资深议员杰克·弗林特（Jack Flynt）。虽然两次失败，但金里奇作为一个政治新人已经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实力。所以他没有因失败而气馁，也一直能够找到足够多的支持。直到1978年杰克·弗林特退休，金里奇终于成功当选众议员，开启他的国会生涯。
在金里奇年轻的时候，他的很多想法其实还是偏向自由派的，支持民权运动支持环境保护，有很多未来主义的畅想，就和现在的民主党有些类似。当然，在那个年代，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别没有那么大，共和党也有很多自由派，民主党也有很多保守派。
但是作为政客的金里奇，敏锐地意识到了政治风向上的变化，在多年的混乱之后，人们对于腐败精英有着严重不满，而且渴望回归保守价值观。一方面是打倒建制派的破坏冲动，一方面是维护传统回归秩序的建设心理，就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激进保守主义的思潮。
于是，攻击“腐败的自由派福利国家Corrupt Liberal Welfare State”，成为了金里奇走向国会的财富密码，即便金里奇从来不是个虔诚的人也不是个注重传统道德的人，但他知道怎么利用保守派，而且正如任何普通人一样，他的思想当中也有一定的保守主义成分。
1978年竞选议员的时候，金里奇在亚特兰大对一群大学共和党人发表了一场很有趣的演说，那篇演说的内容对于当时的美国政坛做了很有趣的分析，也描绘了金里奇的政治蓝图。
在1978年，金里奇对于共和党建制派是怀着不少怨气的。在他看来，尼克松和福特都是拖累全国共和党人的废物，害他输掉两场竞选的罪魁祸首，而那些不懂得政治策略的共和党建制派也要背锅。
所以1978年金里奇对那些大学生说：
“共和党现在最大的弱点就是我们招募中产阶级的人。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一直被教导不能在桌上大吼，要礼貌友好，要尊重他人——通常意味着给他人让道。你想去海滩，他们想去看电影，那你就该去看电影，否则他们会对你生气。所以你怎么办？我们最后去向了水门事件，因为我们不想冒犯尼克松。我们最后允许福特做一些不可思议的蠢事，一些难以置信的蠢事……我们党不需要下一代温良恭俭让的半吊子领导人，我们需要的是强硬、勤奋、有活力，愿意冒风险，愿意站出来和政治对手撕逼的人……”
对于熟悉当代美国政治的人来说，金里奇这番鄙视妥协号召斗争的演讲没什么新鲜的，两党如今都在实践这样的理念。但在1978年，即便美国政坛从来不缺乏丑陋的斗争，金里奇这番话仍然显得有些极端了。
顺带一提，金里奇其实还引用过几次毛主席的一句话：“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War is politics with blood; politics is war without blood）。
在1978年赢得国会席位之后，金里奇把他的斗争理念带到了国会，也聚集起了一批愿意追随他的年轻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金里奇仍然是党内的少数派，大部分共和党大佬仍然觉得没必要那么极端，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没必要跟民主党翻脸。
在1985年的《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他们是这么形容金里奇的：
“纽特·金里奇可能是国会最招人厌的议员。许多被采访的人谈到金里奇就感到不舒服并且拒绝与他扯上关系。他的很多共和党同事坚持说他是不重要的、没有影响力的、天真的。金里奇是个吵闹尖锐的共和党人，当他去年春天某一天在众议院惹怒了议长，逼得议长大骂他：‘我这三十二年来在众议院见到的最低劣的东西’时，他一鸣惊人了。”
时任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在众议院三十二年来都没见过的东西是什么呢？是1984年金里奇在国会指责民主党议员们“通共”。
就这？对，就这。
在“通俄”“通中”帽子满天飞的今天，这种言辞看起来没什么威力，但在1984年，很多议员们真没见过这架势。不是说之前议员们没有对彼此放过狠话，但是量变引发质变。金里奇系统性全方位地攻击政治对手的手法，确实把国会斗争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通过新兴的C-SPAN电视直播，金里奇给他的政治表演找到了新的舞台。他不光在直播的国会辩论中运用他的语言技巧攻击政治对手，而且利用了国会的一个名为“Special Order”的环节来宣传自己。
所谓的“Special Order”，是国会在结束当天议程之后，议员可以要求在台上自由发表演讲的环节。因为这时候国会已经办公完了，所以台下一般没有人，金里奇就可以尽情地发言，随意攻击民主党而不遭受反驳。
而在电视直播上，观众就会看到金里奇侃侃而谈，而其实并不存在的民主党被怼得哑口无言。
于是有的时候，众议院议长就会指示摄像机去拍摄空座位。
比如1986年1月30日金里奇的一场Special Order演讲，你前一秒还会看到他在镜头前发表长篇大论，好像整个众议院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下一秒镜头一转，你会看见金里奇很滑稽地在对着空气说话：
但是即便如此，金里奇仍然收获到了听众，那些听众不在议会里，而在美国千百万家庭的电视机前。
在1984年的一场演讲里，金里奇是这么跟保守派活动人士阐述他的策略的：
“关于新闻媒体的首要事实，就是他们热爱争斗。数月以来，我一直都在进行系统的长达一小时的演讲。CBS有跑过来要记录我的演讲吗？没有。但是一旦蒂普·奥尼尔攻击我，我和他在三大新闻媒体就获得了90秒钟的曝光时间。你需要给他们冲突，有了冲突他们就会给你注意力。而当你获得了注意，你就可以去对他们进行宣教。”
流量至上，黑红也是红，政坛和粉圈没有本质区别。
金里奇的成名之战，则是1989年逼退新任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吉姆·莱特（Jim Wright）。金里奇的手法非常简单，就是从道德问题入手，尽一切手段搜集莱特的黑料，然后再持续不断地在一切场合特别是媒体上用黑料来攻击他。而由于莱特手段强硬，跟共和党也不对付，共和党议员们也全力地支持金里奇的作战，削弱莱特的政治声望。
终于在1988年，莱特面临道德委员会的调查，政治生命摇摇欲坠。而在1989年，莱特最终辞职并离开众议院，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金里奇挖出的黑料都显得微不足道，无非是莱特通过卖书的方式收取了额外的政治献金，不道德但是也不违法，谁都干过，包括金里奇本人。但是一旦这些事情被金里奇反复包装，莱特就被贴上了“史上最腐败议员”的标签，政治生涯也就到头了。
而在赶走了莱特之后，金里奇在国会共和党人中成功证明了自己，也在1989年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少数党党鞭。
而金里奇不光让共和党认同了他的对抗性政治策略，而且还培训和改造了接下来的几代共和党人。
在1988年，金里奇接管了一个为当地共和党人提供竞选资金的机构“GOPAC”，将其改造成了一个为共和党人提供教育和政治蓝图的政治行动委员会。GOPAC向各地共和党人提供了大量学习材料，特别是磁带和小册子，教育他们如何运用金里奇的政治理念和辩论方式，在竞选中挑战民主党人。GOPAC招募和训练了大量共和党人，研发了众多应用到竞选中的政治策略，被金里奇称为“政治界的贝尔实验室”。
其中一个著名的GOPAC小册子长下面这样：
这个只有四页的小册子强调了语言的重要性，给那些希望模仿金里奇，像金里奇一样能言善辩的有志共和党人，提供了一个小抄。这个小抄上面列举了用来赞颂自己的“Optimistic Positive Governing Words”，也列出了用来攻击对手的“Contrasting Words”。
当然，从现在的角度，这些正面和负面词汇跟特朗普每天的生动发言比起来都太小儿科了。但是从这个小册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年的美国政坛，语言还是相对朴素的。你骂人“恶心”（Sick）、“腐烂”（Decay）、“可悲”（Pathetic）、“叛徒”（Traitor），居然还需要专门印个小册子教你，而且这个小册子还很受欢迎。
当然这个小册子里的负面词汇，也有很多看起来不像骂人，但在美国政坛也隐含着负面意义的词语，比如“福利”（Welfare）、“自由派”（Liberal）、“税收”（Taxes）、“开支”（Spending）、“罪犯权利”（Criminal Rights）、“维持现状”（Status quo）……金里奇知道选民们想听到什么词，不想听到什么词。
在1994年中期选举前，金里奇制定了一个革命性的竞选策略，一方面在国会采取对抗，阻挠民主党政府的运行，从而使得民众归咎民主党；另一方面推出“Contract With America”这一套为当时美国选民量身定制的政治纲领，将本来聚焦于地方事务的国会选举转变为民众对全国性议题的选举。
在金里奇的带领下，共和党在1994年赢得了中期选举，打破了民主党对国会四十年的垄断，实现了所谓的“金里奇革命”。而金里奇也随之成为了众议院议长，走上了他的政治巅峰。
金里奇的“Contract With America”何以成功？因为他研究了美国人民最关心的议题，从家庭到财政到就业到犯罪……当年美国人所关心的那些事情，和现在美国人所关心的这些事情，也没什么区别。当然，换句话说，当年的那些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当年金里奇所承诺的与美国人民签订的契约，就和任何政客的承诺一样，选举过后就是废纸。
然而金里奇的政治生涯很快也要走下坡路了。他的对抗性策略作为少数派时管用，但作为国会多数派时，就显得不太够用了。
克林顿时期，美国开始真正吃到冷战胜利的红利，是难得的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好时候，民众此时对于克林顿政府是有相当大的支持的。这时候金里奇仍然打算复刻老一套战术，阻挠民主党执政，甚至直接弹劾总统，自然就要碰钉子了。而且当金里奇站在台前，曾经对付别人的战术也就可以对付他了。
金里奇当年攻击莱特在政治献金上不道德，结果1997年他自己也因为政治献金问题遭到了众议院的谴责和罚款。他在1998年因为克林顿的婚外情弹劾克林顿，结果自己后来也被挖出来和议员助理有婚外情。
在1998年弹劾克林顿失败和民主党中期选举大胜之后，金里奇也像莱特一样引咎辞职，结束了他在国会的日子。
但是金里奇人虽然不在国会了，他的音容宛在。他培养起来的一代共和党政客们都学会了像他一样说话，像他一样攻击政敌，而与他对立的民主党政客们也学到了政治斗争的策略——这也是为什么如今很多美国人将政治极化归咎于他的原因。
但是政治极化是金里奇起势的原因而非结果，他只是个政客。他没有本事挑动美国社会，他只能捕捉到美国社会的极化并加以利用。
正如我在其他的文章中写到的，1970年代是美国发生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变化的时代。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两党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就开始围绕着种族和意识形态重组。民主党逐渐变成自由派和少数族裔的党，共和党变成保守派和白人的党，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开始扩大。而这背后是整个美国社会在人口上逐渐多元化，经济上逐渐空心化的历史变化。这种变化最终带来了白人劳工阶层的衰落，和民众对于美国身份定义的分裂，也就带来了延续至今的政治极化。
于是我们看到，金里奇虽然走了，茶党开始接班，更加极端、更加擅长使用阴谋论来攻击对手。而在茶党之后，就是如今我们所见到的“MAGA”运动，可以称得上是前辈的全面升级版本。
金里奇在这个过程中倒也没闲着。他虽然在2012年试图参选总统失败，但是一直在共和党内有着一定影响力。在2016年特朗普的竞选中，金里奇就为特朗普出谋划策，提供了大量帮助。而特朗普也投桃报李，在胜选后为金里奇的第三任老婆，也就是那位婚外情的议员助理，提供了驻梵蒂冈大使的肥差。虽然选择一个犯下通奸罪行的人去教廷担任大使在当时有些争议，但最后梵蒂冈还是接受了这个安排。
金里奇和特朗普的合作关系直到今天仍在延续，所以2024年特朗普胜选之后，又给金里奇的老婆安排做了驻瑞士大使。
所以回顾金里奇的政治生涯，你会发现他确实对于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有自己的理解。即便他既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信念，也没有什么政治道德，但是他知道该怎么赢。我个人感觉金里奇也不怎么信很多保守派支持的阴谋论，但不妨碍他为之站台。所以他和特朗普还不太一样，特朗普是真的相信一些东西才会做事，而金里奇不需要相信什么也能做事。
但是金里奇的意识形态虽然非常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但他之所以走到保守派这一边，也是因为他自己内心有一些对于文明延续的危机感。
为什么金里奇想要从政？他当上议员后在采访中一直提到的理由是，他小时候随他的继父去法国，参观了凡尔登的遗址。面对历史上战争带来的惨重伤亡，他看到了政治衰败文明消亡会造成怎样惨重的后果，只有从政才能拯救国家……
不过据金里奇年轻时的朋友说，他以前好像没有提过这茬，不好说金里奇在政治上的动力是真的来自于凡尔登，还是他后来才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用才拿出来反复讲。
但是金里奇确实是个喜欢宣扬末世论的人，他在从政时会一直向选民宣扬，国家如何会被腐败堕落的建制派（大部分是民主党）灭亡，只有他这样的人才能拯救国家和文明。
比如他在1994年的一场采访里是这样说的：
“像我这样的人，是阻止我们走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我每天都在看着邪恶的滋长，我们很快就要输掉文明。我们像过去20年这样再过两代人，我们就要有大麻烦了……我不希望我的国家崩溃，我不希望我的女儿和妻子被强奸和杀害，我不希望我的邻里毁于一旦……”
你从这些话语里，能看出来很多如今特朗普喜欢采用的叙事风格，有的时候不好说他们是真的相信这一套，还是只是因为受众想听这一套，想要激发选民的危机意识。不过我想他们说这些危言耸听的时候，都多少是真的有些信的。特别是金里奇毕竟曾经是个历史学者，如果你读的历史够多，意识到人类社会的稳定与和平永远只是历史的某个特殊瞬间，那你多少也会有点这种危机感。
而且你看看如今的美国，金里奇在1994年的话也不能说完全是危言耸听。罗马迟早要衰亡的，而熟悉历史的金里奇在当年也看到了罗马衰亡前的迹象。只是这衰亡的原因，全都来自于金里奇当年喜欢攻击的民主党、自由派、移民、穆斯林或者伊朗古巴朝鲜吗？还是金里奇自己，也为他的国家的衰亡，稍微推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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