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起“患者投诉‘飞刀’费”事件引发关注。2025年7月25日，有网友在“问政江西”平台举报，称江西丰城人民医院耳鼻喉医生乱收费。该网友指控，患者做手术期间被医院要求私人支付5000元专家费，且不计入住院费用，术后还强迫患者请客吃饭。7月30日，丰城市卫健委回复称，此次被指控的“飞刀”并不违规，收费为患者自愿承担的外请专家费，术后费用也是家属自愿承担，请客吃饭为自愿。
卫健委的回复也表示，一百五十元饭钱已退回当日手术患者，饭钱由医生自行承担。而外请专家“是解决患者就医的便民举措，也是很多基层医院的通行做法”，目的是减少患者及其家属外出就医的困难，获得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而这次手术前，主治医师与患者家属进行了充分沟通，并征得了患者家属同意后才联系外请专家来院会诊做手术。回复的结论是，此次“飞刀”并不违法违规。
“医生开‘飞刀’被投诉”的类似案例并非首次出现。2019年，山西洪洞医院“医生私收患者1万元红包”的视频被曝光。这家医院建议患者从北京天坛医院请专家来做手术，但需支付1万元专家劳务费，患者接受后却在术后投诉，结果当地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被停职，卫生主管部门也介入了调查。
2020年11月，黑龙江大庆，患者支付3700元“飞刀费”后不满手术延后，举报医院违规收费；2021 年7月，河南滑县，家属向媒体曝光3000元专家费。在这两起事件中，结局都是医院或专家退回了费用。不难看出的是，在以往类似“投诉飞刀”争议里，“卫健委不站在医院/医生一边”才是常态。
此次江西丰城事件中卫健委的回复引发了较多关注，业界有人表示“卫健委终于站在了医生这边”。丰城市卫健委并未偏袒患者一方，而是为医院与医生撑腰，得到了业界的肯定。值得追问的是，“反悔式举报”为何屡屡出现？卫健委又为何经常站在患者一方？这就要从“飞刀”现象的由来说起。
当今中国的医疗资源供给并不平衡，优质资源集中在大城市的头部医院，中小城市的医院尤其是基层医院，医疗资源尤其是医学专家则一人难求。而“飞刀”则是大医院的专家利用业余时间到中小医院参加会诊或者主刀手术。这部分解决了中小城市患者的需求，患者也节省了外地看病的差旅费与排队挂号的额外成本，医生增加了额外收入。
原卫生部曾经于2005年制定了《医师外出会诊管理暂行规定》，对医疗机构邀请外部医疗专家进行会诊的程序作了规定，并规定“会诊中涉及的治疗、手术等收费标准可在当地规定的基础上酌情加收，加收幅度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卫生行政部门确定”。但现实中，各地规定的加收幅度往往只有几百元，如此低的费用，显然无法吸引大城市的专家到中小城市去会诊。
现实中的“飞刀”往往如此运作：地方医院与患者一方协商谈妥费用问题（具体标准当然也是事先与外地医生协商过的），获得患者一方同意之后邀请外地医生来院会诊手术，患者直接向外地医生支付专家费用。而患者一方的“反悔式举报”也原因多样：有的是不满意术后效果，有的是沟通不畅，甚至还有单纯为了占便宜的。
严格来说，这一运作过程并不符合上述规定的要求，所以一旦患者投诉，有关部门往往只能对医院和医生进行处理。
但是，“反悔式举报”违背了诚信原则，让外出会诊在现实中窒碍难行，让本来是一件双赢甚至多赢的事情变成了“只有医生受伤的事情”。长远来看，如果医生视“飞刀”为畏途，也会增加患者的就医成本，终究会让所有人都成为输家。不难想象，如果此次丰城市卫健委继续偏袒患者而要求医生退回费用，乃至做出更严厉处罚的话，医患双方的信任成本会继续攀升，之后该地患者更难开到“飞刀”了。
如果患者一方明明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接受了外地医生“飞刀”的话，再进行“反悔式举报”就并不合理也不正当，主管部门不能因其诊疗费用或是结算方式不符合二十年前的规定就偏袒患者。当然也存在另外一些情况，就是院方或是外地医生与患者一方的沟通并不到位，或是不排除“临时加价”等情况，这就需要主管部门尽到监管责任，不听从一面之词，就事论事地处理“‘飞刀’投诉案件”。
事实上，“乱举报乱投诉”并非没有应对之道。2024年4月，临沂市12345就在微信公众号上公布了六期共计六十条不合理不合规工单，公布了这些“乱举报乱投诉”里的奇葩诉求，比如有人认为飞机吵到睡觉、要求飞机改变航线，还有人怀疑房屋旁边碾台让人生病，更有要求给儿子找工作的。“公开对不合理不合规投诉‘说不’”，是各级主管部门应对类似乱举报乱投诉时应有的担当与作为。
总之，这起事件再次显示，“‘飞刀’反被反悔式举报”现象仍在持续，叩问着现行医疗管理体制。丰城市卫健委的做法基于事实，得到业界的赞誉，给主管部门的启示是不能“谁投诉谁有理”，不能以“和稀泥”与“息事宁人”的态度反过来助长乱举报乱投诉。唯有就事论事、秉公处理，并考虑深化外出会诊制度改革，方能保护从患者到医生的各方利益，改善所有人的境遇。
王兢
责编 辛省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