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与火交织的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犹如一柄无形利剑，直插敌人心脏。在这条特殊的战线上，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战士：他们的工具不是枪炮，而是电键、油墨、手术刀和密码本;他们的战场不在前线，而是在阁楼里、商行和诊所中。这些隐蔽战线的“能工巧匠”们用精技巧思构筑起红色堡垒，以智慧与匠心书写着另类传奇。
涂作潮，1903年生，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苏联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29年受我党选派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通讯技术。因其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有在长沙学做木工活的经历，被周恩来同志亲切地称为“木匠”。此后，“木匠”便成为了他投身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神秘代号。
1930年，涂作潮奉命秘密回国，加入中央特科第四科即无线电通信科，与时任通信科科长的李强一同苦心钻研改进我党早期电台设备，极大提高了我党早期秘密通讯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西安事变”前夕党组织急需装配一台能和全国通报功率达100瓦的电台，涂作潮领受任务后，排除万难冒险采办组装零件，成功组装符合要求的电台，为我党代表团在西安事变中与延安联络，向全国通报红军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涂作潮还积极参与了红军各期无线电训练班的机务教学工作，为我党的技术侦察工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陈为人，1899年生，五四运动时期同进步人士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临危受命，正式接手中央文库，将文件秘密隐藏在自己家中，成为中央文库“一号机密”的忠诚守护者。
在保管中央文库期间，陈为人对文件进行了分类整理，精细起草“开箱必读”，详细列明查阅须知和全部目录。为便于秘藏转移、降低风险，他将厚纸上的文字转抄至薄纸，大字缩为小字，并精心裁去文件四边多余空白，最终将2万余份文件全部重新整理装箱。1935年，在接连遭遇妻子被捕、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生活陷入困境等重重困难下，陈为人带着3个年幼的孩子忍饥挨饿、艰难度日，却仍严格遵守文库管理要求，借钱租住独幢楼房。由于两次入狱受刑，罹患肺病，后又积劳成疾，在将中央文库移交给徐强、李云夫妇后不久，陈为人牺牲在守护文库的岗位上，年仅38岁。
柯麟，1900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央特科工作，以医生的身份为掩护秘密从事地下工作。在21年的秘密工作中，他深入龙潭虎穴，在变幻莫测、鱼龙混杂的环境中，一次又一次地出色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保护了许多著名革命家、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是我党的隐蔽战线上一名出色的“红色特工”。
1935年柯麟奉命赴澳门开展工作，他以崇高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广泛结交、团结各界人士，服务社会，造福民众，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深受当地群众的尊重和爱戴。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利用澳门商界名流的特别通道绕过敌人盘查，将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从澳门送到大后方，粉碎了日寇图谋。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受党中央指示要求，柯麟积极团结澳门民主人士成立多个进步组织，逐渐形成了澳门广泛的爱国阵线。1950年，他回广州担任中山医学院院长，以其对新中国卫生事业的赤胆忠心和丰富的医学经验，在新中国的医学教育战线上续写了新的传奇。
刘鼎，1903年生，1924年留德勤工俭学主攻机电专业，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加入中央特科情报科。在西安事变中他积极做张学良的工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突出贡献。1933年，刘鼎进入苏区后开启了长达50余年的兵工生涯，为人民兵工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奋战一生。
1933年春，正值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关键时期，刘鼎任洋源兵工厂政委，因前方作战缺乏重武器，他以革命者的钻研精神开展技术攻坚。他改进了黑火药的配方，缩小了弹壳直径，增强了手榴弹的爆炸威力，制造了兵工史上我军制造的第一批火炮。在抗日战争时期，刘鼎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推动太行兵工进入了鼎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为配合城市攻坚战的开展，刘鼎加紧研制了黄色炸药包投掷器，极大提升了解放军的炮火威力和数量，推动战局的迅速转变。新中国成立后，刘鼎被任命为重工业部副部长，他在广泛深入的调研基础上构思了新中国兵工建设的第一张蓝图。习仲勋同志称赞刘鼎为“兵工泰斗，统战功臣”。
今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
致敬隐蔽战线上
忠诚担当、勤劳坚韧、逆险前行的
能工巧匠们!
致敬以奋斗铸就梦想
凭实干成就伟业的
新时代劳动者们!
（来源：国家安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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