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岁的信田小夜子是日本资深临床心理医师，她曾遇到这样的一位来访者：

雅子是一名老年家庭主妇，她长期遭到丈夫的暴力，婚姻不幸，将全部人生价值投注在女儿香里身上。她打零工补贴女儿上补习班，为女儿打理一切生活所需。当香里表示未来想读法律专业，雅子就为她搜罗司考真题、法律基础和日本史资料题，甚至泡在图书馆里学习，宛如她自己才是准备考试的人。

香里则一直在母亲面前保持着乖乖女的角色，对母亲言听计从，也如母亲所愿，考上了重点高中、第一志愿的大学，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了一名律师。

然而，二人之间的裂隙在一次聊天中暴露。上大学后，香里和母亲聊天时随口问了一句，“我可以学学化妆吗？”雅子回答，“不要脸。”

自此以后，曾经“完美”的母亲愈发展露出控制狂的一面。成年后，香里从工作到生活细节仍被母亲全方位控制，香里越想挣脱，母亲掌控得越紧。她坚持独居后，母亲还是会频繁突袭住处；工作日的每天中午十二点半和晚上十点都会接到母亲的电话，如果挂断，母亲则会直接找上门来。香里选择的结婚伴侣被雅子认定是“骗子”，婚后仍频繁出入二人的公寓，甚至主动给他们洗内裤。

最终，香里在长期矛盾中爆发抑郁症，决然切断联系。来求助信田小夜子时，母女二人已经四年没有联系了。

这样的故事在日本并非个例。2008年，信田小夜子出版了《母亲过于强势：守墓女儿的叹息》一书，她将香里这类女儿命名为“守墓女儿”，特指被母亲过度介入生活的女性。她们的母亲在女儿成长过程中全面干预学业、婚恋、生活琐事，并期望女儿晚年给予照护，身后为自己“守墓”。

为回应母亲的期待，“守墓女儿”被迫在“好女儿”的角色里持续自我消耗——她们既承受着母亲以爱为名的情感勒索，又被传统孝道捆绑，在代际的权力结构中沦为满足母亲情感投射的工具人。

2011年，日本经历了“3·11”大地震。信田发现，地震之后，很多成年儿女需要和父母重新长时间共处一室，长期隐藏的母女矛盾浮出水面，既有的家庭问题因此加剧。这促使她重新思考东亚母女关系的权力结构。写作《别了，母亲：守墓女儿的决断》（下称《别了，母亲》）时，她将研究的主体从女儿转向母亲，并试图回答：是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导致了雅子这样的控制狂母亲的出现？

自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出现了一批书籍，记录当代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现状。日本记者斋藤茂男在《妻子们的思秋期》一书中记录了许多全职主妇，她们囿于家庭中，无法获得在外工作的丈夫能够享有的社会待遇与尊严，于是尝试通过酗酒、出轨的方式，试图找寻自己存在的意义。小林美希则在《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中指出，有大量女性深深痛恨着丈夫，但出于经济地位、舆论压力等因素，即使如此也不愿离婚。

女性在婚姻内部经历的危机也逐渐传递到代际之间——近年来，日本的不婚化和少子化现象引人注目。据NHK数据统计，自2000年来，日本结婚对数便开始下降，其间虽有短暂复苏，但未能扭转长期下滑的趋势。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日本结婚数首次跌破50万对，为战后最低水平。与此同时，2023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20，连续第八年下滑，跌至1947年有数据以来的最低值。

“那些母亲过于强势、被‘守墓女儿’的叮嘱压得喘不过气的女儿们，许多人因为恐惧自己将来会重蹈母亲的覆辙、变成另一个母亲而抗拒婚姻。”信田小夜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团块次代’（日本战后婴儿潮一代）的女性对婚姻绝望、害怕成为母亲的心态，或许正是日本不婚浪潮的重要推手。”

《别了，母亲》中文版出版之际，信田小夜子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书面专访。

信田小夜子，1946年出生于日本岐阜县。资深临床心理学家、日本公认心理师协会会长，活跃于女性和性别领域，研究成瘾、酗酒、依赖、性暴力等家庭与性别问题的心理咨询。（受访者供图）

1

“不可理喻的母亲，

其实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

南方周末：你在2008年出版的《母亲过于强势：守墓女儿的叹息》一书中提出了“守墓女儿”这个词，在日本引发了许多关注和讨论，不过这个词汇在中国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能否具体讲讲，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守墓女儿”这个群体的？她们有什么共同特征？

信田小夜子：1995年我从创办原宿心理咨询中心、担任所长开始，就一直为AC（Adult Children，成年孩子，指在父母有酗酒问题的家庭中长大、背负特殊生存困境的人群）提供团体咨询。来参加团体咨询的女性会被母亲嘱托类似的话：“我临终就靠你了”“你要替母亲守墓啊”。

这些女性即便已经长大成人、嫁为人妻，母亲仍然会将一切托付给女儿（而非儿子），正是看到她们被这种亲情绑架的痛苦，我才提出了“守墓女儿”这个概念。她们无一例外都是“孝女”，是会因为违背父母期待而产生强烈罪恶感的人。

南方周末：到了《别了，母亲》这本书，你更关注的是“守墓女儿”的母亲，为什么会有从女儿到母亲的视角转换？你对母亲有什么新发现？

信田小夜子：这些女儿们最需要做的，是远离母亲，或是即便同住一个屋檐下，也要在心理上保持距离。而为了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把母亲当作研究对象，弄清母亲为何对女儿如此执着，为何要掌控女儿的人生，她自己又为何深陷不幸，等等。

像操纵无人机般将母亲客体化，从高空冷静审视，才能真正建立心理隔离区。最终你会发现：那个不可理喻的母亲，其实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

南方周末：通常来说，母亲会因为什么样的契机走进你的咨询室？你在进行心理咨询时，发现来自母亲的最常见的问题有哪些？

信田小夜子：这些母亲不认为自己是在给女儿制造痛苦，因为她们愿意相信自己是个好妈妈，这是她们的存在基础。母亲们抱着想修复和女儿的关系的期待前来，猜测她们的女儿可能：①得了抑郁症。②被陌生男人洗脑了才攻击母亲。③被邪教洗脑。但她们心里想的是：“只有我才能拯救我的女儿！”“医生，快给我一些建议”——这才是她们进入咨询室的真正动机。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举了一位母亲雅子的例子，当她辩解自己是爱女儿的好母亲时，你会指出她的行为其实是在控制女儿，母亲听到这样的分析通常会作何反应？咨询师如何针对母亲的问题展开工作？

信田小夜子：在进行心理咨询时，绝不能直接否定她们的动机。为了让咨询持续生效，要循序渐进。①先肯定她们作为母亲的付出（“这些年您真的很不容易”）。②委婉指出女儿疏远的可能原因（“您女儿会不会其实一直很痛苦？”）。③逐步引导她们意识到：要想修复关系，可能需要向她道歉。

从①到③的过程必须缓慢而谨慎，因为任何人都很难接受自己出于好意最终却伤害了对方这一事实，要承认自己是加害者更是难上加难。对母亲来说，承认自己是女儿的加害者简直是跨不过去的坎。因此很难只从方法论（How to）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日剧《妈妈，不当你的女儿可以吗？》剧照。（资料图）

2

母女问题本质上是

丈夫的缺席与夫妻关系空洞化

南方周末：你提到，许多女性在青少年时期不够自信，结婚生子后却变成了过于自信、强势的母亲。这个过程具体是如何发生的？

信田小夜子：临床心理学理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我们必须借助女性学与女性主义的视角。

即便到了2025年的今天，在性别歧视和父权制度的框架下，女性想要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凭借经济能力生存，依然举步维艰。尤其是那些只能选择当家庭主妇的女性，比如“团块世代”女性，对她们而言，自我实现的途径只有一条——成为母亲，把孩子培养成高学历的社会精英。

这些母亲看似强势，实则充满自我怀疑，充满了终身被困在妻子、母亲角色里的自卑感，同时，因不得不依赖丈夫而压抑着怒气无处宣泄。于是她们把女儿或当作替自己重活一次的“代跑者”，通过操控女儿的人生来获取些许满足，或把女儿当成宣泄情绪的“情感垃圾桶”。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提到，母亲过于强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将自己的理想形象投射到了女儿的身上，将女儿视作自己的一部分。母亲这个身份给她们带来什么，让她们难以割舍？

信田小夜子：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日本社会悄然兴起“要生就生女儿”的风潮。也许那些只能做家庭主妇的女性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与其指望父权制度下的长子继承家业，不如养个贴心女儿陪自己安度晚年——毕竟婆媳大战的烽火在1970年代就已燃尽，随着核心家庭成为主流，夫妻矛盾成为新时代的主战场。

南方周末：相比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殊之处？

信田小夜子：这些母亲非常清楚，把儿子当盟友无异于重蹈婆媳战争的覆辙。于是她们转而牢牢抓住女儿，把母女同盟当作缓冲夫妻矛盾的防空洞。这就是母女问题的症结所在。

换句话说，所谓母女问题，本质上暴露的是丈夫的缺席与夫妻关系空洞化的真相。

南方周末：在书中，进入咨询室的是母亲雅子，然而，或许同样需要进行心理咨询的人还有她的丈夫，他的酗酒、家暴行为，都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家庭关系的紧张。在你的经验中，走入咨询室的丈夫或父亲多吗？当母女关系变得紧张时，父亲在做什么，应当做什么？

信田小夜子：现实情况是，男性来访者寥寥无几，尤其是中老年男性，他们尤其对心理咨询避而远之。父亲们几乎察觉不到自己的妻子与女儿出现了问题，在这段关系中，他们置身事外毫不关心。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缺席才酿成了母女关系的恶化。这些父亲们笃信：“只要赚钱养家，不出轨，不家暴，就是满分丈夫完美父亲了。”

南方周末：在书中，女儿所受到的压力似乎全都来自母亲。为什么母亲对女儿有这么多的期待，但父亲就没有？父亲为什么可以在家庭关系中“隐身”？

信田小夜子：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你能一天工作24小时吗”的问题司空见惯。那个年代固化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即便在经济低迷期也未曾动摇——这是深层背景之一。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男子气概”的性别偏见：社会崇尚的逻辑性、效率至上、结果导向等“男性特质”，与家庭生活的本质背道而驰。

南方周末：你在《我的婚姻还有救吗？》一书中也讨论了被家暴的女性，她们宁愿继续被家暴也不愿意离婚。为什么这些女性会忍受如此不满意的婚姻？

信田小夜子：大多数女性即便遭遇家暴也不会选择离婚，主要原因是缺乏经济能力。但更深层的是，在父权价值观和男性同性社会（homosocial society）中，女性只有作为某人的妻子或母亲才能获得社会身份认同（参见塞吉维克《男人之间》）。因此，即便她们拥有经济实力，“不做某人的妻子”带来的不安感仍令人窒息（参见上野千鹤子在《身为女性的选择》中的观点）。

南方周末：这类即使遭受家暴也不离婚的夫妻关系，会对亲子关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信田小夜子：在日本，孩子目睹父亲对母亲施暴被称为“当面家暴”，属于心理虐待范畴。根据我的从业经验，相比直接的身体虐待，这种目睹家暴造成的心理创伤往往更严重。

3

当问题浮现，她们才会被迫改变

南方周末：你提到，找你来做心理咨询的女性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于“团块世代”的女性，一种是生于“团块次代”（团块世代的下一代，即婴儿潮一代的子女们，约出生于1971年到1984年）的女性。这两代女性面对的母女问题有什么不同？

信田小夜子：女儿一代是看着母亲的背影长大的，如果母女关系融洽，女儿不会厌恶和母亲走同样的路。但那些母亲过于强势、被“守墓女儿”的叮嘱压得喘不过气的女儿们，许多人因为恐惧自己将来会重蹈母亲的覆辙、变成另一个母亲而抗拒婚姻。团块次代的女性对婚姻绝望、害怕成为母亲的心态，或许正是日本不婚浪潮的重要推手。

南方周末：可以看出，女性之所以不愿放弃家庭生活中母亲身份所带来的权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社会生活中的失权。若想让这些过于强势的母亲作出改变，社会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信田小夜子：母亲是家庭这个微型王国里的掌权者，没人会自愿放弃到手的权力。对于拒绝改变的人，所谓的社会支援根本无能为力。只有当问题浮出水面，她们才会真正改变，比如女儿出现自杀倾向，或患上进食障碍这些极端情况，这些母亲才会被迫改变。来我咨询室的很多是这类母亲。

我认为必须擅用团体心理咨询的方式，让她们能和同伴一起面对“不愿承认的不幸”。当身为母亲的她们遭遇挫折，比如引以为傲的女儿患病、试图自杀等等情况，她们才有可能改变。

南方周末：你生于1946年，广义上来说也属于“团块世代”的女性。在你自己的经历中，是否有体验过母亲或女儿的身份所带来的困扰？你的咨询工作是否对你处理个人的母女关系提供了帮助？

信田小夜子：我自己的母女关系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冲突，母亲诚实、善良，去世前一直都是我最亲密的家人；我把在工作中获得的警示用在养育女儿之中，我们之间有分明的边界，我全力支持她的人生选择，我和女儿、儿子、儿媳、女婿乃至孙辈都相处得很好。作为心理咨询师，我庆幸自己从无数案例中学到了“绝不能做的事”。

南方周末：这两年，中国年轻人也出现了和书中的女儿香里一样的“断亲”现象，放弃了与父母的沟通。“断亲”是否反抗的唯一方式？儿女怎么样反抗是最好的？

信田小夜子：作为一名心理咨询师，我经手过很多断亲的案例。一想到女儿们（和儿子们）忍无可忍、万不得已才选择断绝关系，那种痛苦让我必须站在她们这边。我目睹过太多母亲所谓的“正确”和“爱”险些把孩子害死的案例了。

南方周末：母亲和女儿之间的边界到底应该怎么建立？

信田小夜子：为人父母意味着必须承认：你坚信的“正确”，未必能带给孩子快乐。我认为，只有意识到你自己的价值观可能会毒害女儿，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边界。

南方周末：从《我的婚姻还有救吗？》《母亲过于强势：守墓女儿的叹息》，到《别了，母亲》，你关注的重心更多是家庭生活中的女性。你在书中也感叹，“不知怎么，对父亲的期待值就是会低于母亲。”作为丈夫、儿子、父亲的男性，还可以如何改变？

信田小夜子：真正的家庭生活重视情感而非效率，注重过程而非追求结果，接纳混沌而非强求逻辑。直到千禧年后出生的（部分）男性，才开始意识到重构工作价值观的必要，他们认为家庭比职场更重要——我很期待这样的新生代将缔造怎样的家庭关系。希望母女问题不要停滞不前，希望再过一二十年母女关系会迎来全新的蜕变。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