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本文介绍《广西学生军》一书，借以反映抗战初期桂系军队组织发起的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的情况。
《广西学生军》一书由广西学生军第一队编于1939年，由生活书店正式出版。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的相关人士曾指出“广西的政治基础是青年”，这一结论确属实在，反映在军事上，则是同时期除了广西学生军以外，桂系军队亦组织了其他诸多类似的团体，以组织青年学生为前线服务。不过其中最突出、声势最为浩大而影响最为深远的则自属广西学生军。
桂系军队于抗战爆发前后成立过三届广西学生军，第一届广西学生军成立于1936年两广事变期间，随着事变的结束而解散，第三届广西学生军成立于1938年，主要在广西境内活动，本书介绍的则是成立于1937年的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的招募，最开始有两三千人报名，而后因为“现实环境所限”，只录取了两百多名青年。
第二届广西学生军成立以后，旋即北上湖北、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抗日，1938年到达合肥以后，该部分为两队，第一队赴六安跟随国军第十一集团军李品仙部，分发皖西南立煌、霍山、岳西各县工作，第二队留在合肥跟随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廖磊部，分发皖北寿县各地工作，而后这两队随着各自跟随的军队而四处活动。
1939、1940年，第二届广西学生军两队先后奉命解散，一部分人升学与就业，一部分人则在国军、新四军内部继续为抗日事业而奉献（第二队内部中共活动十分活跃，“掌握了广西学生军第二中队的实际领导权”，其解散亦与桂系军队对此的警惕直接相关）。总体而言，广西学生军从事的主要为宣传、后勤、组训民众等工作，甚至包括组织、发动红枪会等地方武装进行游击战争，后来亦有直接参加武装斗争工作等。
《广西学生军》一书书名由李宗仁题写。本书由韦永成（时任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作序。一开头，韦永成指出，“也许是教育的关系，青年学生对国家存亡的感觉好像比其他种人较锐敏，并且他们有说什么便做什么（言行一致）的勇气，像一二·九北平学生的救亡运动，是一般国民所想不到或虽想到而不敢见诸行动的，这一运动可以说是继承着‘五四’的精神”。
无独有偶，就韦永成谈到的“一二·九运动”来说，其发生时，胡适的表态一如“五四运动”发生时他的表态，继续认为“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治太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胡适并指出，“共产党运动”亦在此列。可见相较后来（特别是解放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初期，至少在公开场合上，国统区各方面对于学生在政治上的力量的评价尚较为正面。
接下来，韦永成指出当时的中国，“许多要参加抗战工作的青年学生，因为平时缺乏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智识，不得不参加各种训练班，在这里消磨了半年以上的宝贵时间，等到他们受训完毕，或者因为所派之工作与本人的学能互相凿枘，或者因为分发的太散了，不能集中能力担负有效的工作，有的甚至因无适当工作可派，只好胡乱安插在几个直属机关里做门下客，于是这些青年满腔的热血逐渐冰冷，变从前的希望为灰心，意志薄弱的跟着就是精神的萎靡以及行为的堕落”。
相应的，韦永成指出广西学生军则是“因为在广西这几年来努力实行‘三自’（自卫、自治、自给）、‘三寓’（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政策之下，他们平时在学校里都经过了长期的很好的军事训练以及政治教育，所以他们在很短时间受训完毕之后，便能经常集中自己的力量，随自己的意愿，找寻自己适宜而社会需要的工作”。这一对比，自然是很明显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对桂系自身的成就不无夸大之处，但是其对于当时中国现状的针砭与对于桂系自身特征的指出也属实在。不过，讽刺的是，就后来第二届广西学生军被迫解散的结局来看，这一结果则未必并不符合他的预期。
接下来，该书载有黄之纲（曾代理广西学生军大队长）的《一年来的广西学生军》一文，对广西学生军作了一个总体上的介绍。这篇文章指出，在两百多名广西学生军中，大学生占十分之二，高中生占十分之三，初中生则占十分之五。至于广西学生军的招募基础，该文则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在广西，只要是中学毕业生，没一个不熟习连以下的战斗教练，至高中生、大学生，学了六年八年的严格军事课目，军事学识之丰富那更不消说了。青年政训从初中起，广西全省各个中学设有专门的政治指导员，指导学生课外研究政治及学习民权初步等”。
有关学生被招募进广西学生军之后训练的内容，这篇文章指出：“在军事上是重习过去的一切，政训上则请各军政长官专门讲述各种抗日理论，分析国际形势，讲授工作技术等专门功课。此外并举行小组讨论，特别着重自我教育、自我批判。”这一训练内容，今天看来不免有似曾相识之感。
该书的正文部分分为“论文”、“工作与生活”、“诗歌”与“戏剧”四部分，前两个部分，顾名思义，则分别是专论广西学生军的组训工作、宣传工作、青年工作与妇女工作，与学员回忆与记述行军途中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并举或合作的行动……中国革命与以往革命的区别不表现在农民的行为上，而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行为上。”
无论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是否必然导致革命，至少“知识分子”的前身“士”与农民在传统中国未必天生分离，中国进入近代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出现，一方面，如罗志田所说，“作为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知识分子可以与其他各社群都有所关联，但其浮动性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与其他社群的疏离”，知识分子与农民渐行渐远；另一方面，对这一现状的反思，加上国家建设的需要与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追索，部分知识分子又重新寻求与农民的结合，至少是向其寻求建设现代国家的力量，无论其初衷与结果是否与革命有关。
与这一现象直接相关，本书的第一篇论文即为《怎样做战时乡村组训工作》，限于篇幅，本文接下来将仅介绍这篇文章。有关“组训工作”，魏文享指出，在成为执政党以后，国民党不再热衷于“民众运动”而转向“民众组训”，即“强调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对民众进行组织与训练，其目的是秩序建设而不是革命破坏”。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全民抗战”口号的号召下，特别是因应于当时国统区的人口与经济大多数集中于农村的现实，对于乡村的组训工作自然益形重要。
这篇文章认为对于乡村的组训工作，首要的是宣传工作——“宣传为奠定组训工作的基石”。宣传工作方面，该文的论述无甚高论，而在组织工作与训练工作方面，该文的论述尚值得注意。
该文指出，“假使没有严密的组织，仍是一盘散沙，不管民众的救亡情绪怎样高，还是没有丝毫的力量。过去有些政工团体的缺陷，就是激发民众的救亡情绪后，跟着没有从事组织，不能把发生的力量永远维持下去”。但是，即便过去进行过组织工作，问题则仍然很大——“过去有些救亡团体到乡村从事组织，整天忙着组织些什么游击队、救护队、掩埋队、运输队、工程队、除奸队、防空队、防毒队、缝纫队、自卫队……等牛毛般多的组织单位，很机械的一个个的搬到农村去！弄得当地民众及行政负责者头晕眼花，无所适从；即从事组织工作者亦手忙脚乱，茫无头绪，马马虎虎的乱来一场，只要组织的空招牌挂得多，算是表现了工作的无上成绩，不管组织的健全与否？发生力量没有？”
此处所说，并非无的放矢，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从表面上来看，全国抗战军民热情高涨，各种各样的抗日救亡组织与活动层出不穷，但是其效用到底如何，倒很难说。对于这一现象，这篇文章认为应当“组织的单位减少，工作部门增多，既减少麻烦，且便于工作，如地近战区，我们要使当地民众参战，那么就发动组织一个义勇壮丁队（名称并不拘泥），队下可分设游击、救护、掩埋、运输、工程、除奸、交通、识字、农民生产、工人生产……等队。妇女方面好像组织妇女抗敌协会，会下分看护、慰劳、募征、缝纫、洗衣、除奸、识字、通讯……等队”。简而言之，该文即是旨在整顿各类自发形成的抗日救亡组织与活动。
具体而言，该文认为不应利用民众原有组织，“因为农村里大多数是知识落后的农民，对外来陌不相识的政工团体，不十分相信，为要避免无意识的误会及反感，所以从事组织时，以利用民众原有组织为善，如各地的工会、农会……等职业团体。学生会、慈善会……等文化社会团体”。此外，尚强调由民众团体选拔干部，特别是注意拉拢当地失学青年及公正士绅，因为“外来从事组织的政工团体，为着工作的开展，都是流动性的居多，万一移动，而这组织成的集体跟着也无形消灭”。这一点不仅仅是桂系当局所面对的难题，同样也是国共两党所面对的问题。
总体来说，这两点似乎说明，桂系政权当局试图在地方治理中通过把握当中的“地方性知识”落实施政效果，只是值得指出的是，在此处提出的许多民众团体，许多仍然是近代以来，甚至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方才成立的新的地方组织，这些地方组织对于地方民众的吸引力能有多少，尚属疑问。
训练工作方面，该文指出“过去的缺陷，就是只有空洞的组织形式，没有实际的抗战技术训练，即使有些地方实施过部分训练（如XX壮丁队），也因内容空虚不发生多大力量”。因此，在训练内容上，这篇文章指出，在政治方面，以政治训练为主，并应推广识字教育、生产教育；在军事方面，则“是要绝对避免像平时从各个基本教练起按次的班、排、连……的制式教练、战斗教练这一套的机械训练”，而应“侧重野战、游击战术、战术、战略……等的实际训练。在时间上以不妨碍民众的谋生时间为原则，好像在征工时，可能的施以担架、运输……等训练，空袭时，可能的施以防空、防毒、救护……等训练”。
以上便是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在问题的发现上与解决之道的提出，该文所述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贯彻的效果如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桂系军队及其政权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历史当中，相较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其他地方割据政权，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的历史书写当中，有着一定的独特地位。一方面，站在国民党中央的立场来说，桂系军队及其政权未必异于其他地方军阀。另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桂系的地方建设诚有其独到之处，其时国内各方对于新桂系政权建设的肯定，乃至于广西被目为“模范省”也确非无的放矢。
与山西类似（尽管两者仍有较大差别），桂系政权亦有意无意向中共学习并与之合作，无论是在广西还是其北上抗日后在第五战区。国民党中央相关人士即指出广西境内“中下级干部的主流是以留俄生（……前称托派）、留日学生二大系做骨干”，“一般青年多喜读左翼译述”，以广西大学为例，自白鹏飞任广西大学校长后，聘用李达、千家驹等人，于是该校“思想颇形左倾，唯物辩证法、马克斯经济学说如《资本论》等类的书籍，平日均采作教本”。无论桂系其时援引的干部是不是“托派”，这些观察至少反映出了桂系一度与共产主义实践之间的亲和。
解放战争时期，同样作为敌军，相较国民党中央军，有些时候中共则更为重视桂系军队。就后来的历史研究来说，检讨国共成败时往往会举出国民党不如中共的地方，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桂系政权的所作所为会与国民党中央被一并检讨，相反，有研究指出，在一些关键之处，桂系政权的实践与中共是同样成功的，尽管仍有一定的距离。因此，将桂系政权与中共进行更为直接的对比比较重要，本文介绍的第二届广西学生军便与这两方密切相关，其兴灭更是直接系于此。中共对第二届广西学生军的渗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桂系军队则果断解散广西学生军并使之成员或受训、升学与就业，或返回原籍，由此开启了鄂豫皖地区两方角逐长期胶着的势态。但是相较鄂豫皖地区，广西省内两方的角逐的局势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却十分明朗，这一差异是值得玩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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